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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松2之高雄拍腦會:重要的是營私或是營公的路線抉擇

 

主辦/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承辦/共藝術合作社
主持/黃孫權
記錄整理/賴曉瑩
參與團體/有限責任高雄市亞太計程車運輸合作社、有限責任高雄市杉林大愛縫紉生產合作社、有限責任臺南市後壁區仕安社區合作社、有限責任台灣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作伙共同生活空間、堀仔頭藝術生態村、深活共構有限公司、好伴設計

從合作作為一種技術,到技術作為一種合作

現代化與工業化改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們逐漸脫離傳統地緣與血緣連帶的集體慣性,成為都會勞動中的單一個體。工業資本主義興起,連橫成為另類經濟常見的策略:互惠、共同生產、共同消費……孤老山林已然成為烏托邦的想像,合作重新成為一種技術——合作社成為在資本主義架構底下,社會主義信仰的一種實踐。

百餘年的合作社發展史,社會生活與技術環境早已發生劇烈變遷。合作的技術必須進一步問題化,從單一專業與共同利益轉而尋求技術之間的對話與合作,以回應資訊社會底下新型態的生產與消費需求。龐大而完整的合作社組織固然是當今合作社發展的指標性案例,然而,地域與跨地域的合作社聯盟則提供建構完整生產——消費生態系,另一種創意與彈性的可能。

今年九月,即將於香港舉辦的平台合作主義聯盟(PCC)大會,將是亞洲地區以及世界各地的參與者與實踐者,首次集會討論亞洲各國的合作社狀況,交換實踐經驗,商討數位平台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大會前兩日,有一場別開生面的創意生產活動:合作松2(coopathon 2)。「合作松」=「合作社」+「黑客松」,將邀請中港台的合作社組織以及對合作運動有志的程序員與藝術家, 一同共造(commoning),相互激勵,全球聯動。為了讓「合作松」的聯動更加有機和在地,在台灣,香港,中國各地會舉辦幾場當地「拍腦會」(Local Panel),以「合作的技術 技術的合作」為題,串連各地在合作運動上的同伙,改變世界。此次拍腦會為系列聚會的第四次,將接力台北與杭州已舉辦的前三場會議,繼續尋找合作社的共同技術需求,把9月合作松推向頂峰。

當地方成為問題,就讓外部成為方法

此次高雄在地拍腦會,除了繼續尋求合作社的共同技術需求,我們也嘗試聚焦地方,探索高雄在地的勞動議題;並以活動會場共藝術合作社為起點,尋求潛在的區域串連以及合作計畫。

有別於台北場次集中於都市內部弱勢區域發展以及都會生活需求,高雄場次重新定義南部生活圈,除了體現高雄傳統印象裡的勞動議題,更嘗試連結從屏東、高雄、台南、台中到新竹的組織,藉由藝術文化、社區發展以及拆遷議題的討論,探討年輕一代返鄉勞動的環境與回應需求的新興方法。

高雄拍腦會現場(攝影/林喬俐)

 

過時的法規與來不及思索的技術

擔任開場的有限責任高雄市亞太計程車運輸合作社,是為高雄第一個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九〇年代,歷經與市府的漫長周旋,王正清理事長打破車行獨大的計程車生態,大幅降低駕駛取得牌照的入門費用,計程車合作社也在隨後二年內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伴隨著衛星車隊以及線上叫車的普及,小規模的計程車合作社逐漸面臨營運困難,王正清理事長借鏡新加坡康福(Comfort)交通運輸公司的經歷,積極推動計程車合作社合併,以達規模經濟。雖則合併商討在前幾年破局,但仍不改王正清理事長積極在資本主義架構裡尋求社會主義實踐的決心。

有限責任高雄市亞太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理事長王清正(攝影/林喬俐)

王清正理事長在會議中重新梳理過合作社近二百年的歷史回顧,說明合作社作為事業體以及經濟制度,如何適切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實踐社會主義的理念。早在孫中山制定憲法的時候,便開宗明義保障合作社的發展;隨後,政府於民國23年頒布合作社法,不僅彼時於大陸各鄉鎮積極推廣,並且奠定來台後早期農業外銷的基礎。然而,由於政府主管機關的定位錯誤以及法規制度的陳舊過時,以至於合作社在台灣近三十年的發展,彷彿只剩下各個學校的員生消費合作社,也因此限縮了大眾對於合作社運動的理解與想像。此外,現行內政部轄下的合作社,往往被以人民團體視之,忽略了其作為事業體對經濟可能做出的貢獻及發展潛力,因此欠缺適當政策的推廣與輔導發展,且其法規的諸多種種限制,也阻擋了合作社與時俱進以及擴大發展的可能性。

儘管幾度向地方政府以及中央主管機關爭取經費以供車輛派遣技術發展,然而幾經波折,現今,亞太計程車合作社不再經手車行派車的相關業務,僅保留牌照供社員申請使用;社員在取得牌照資格後,可自行選擇靠行或者自營,合作社的定位形同計程車的派遣企業。數位人文計畫主持人黃孫權進一步表示,九〇年代興起的全民計程車運動,曾經風風火火一時,可惜未能即時思及轉化合作社制度的可行性,以及對於技術發展的挹注,以至於最終迅速地被其他善於技術與合作的團體打敗。不過,當我們面臨平台資本主義的肆虐,並且重新思索合作社運動之時,也許合作社間的聯盟可以被視為突破性策略。

集體的力量與遍地開花的理想

緊接著的有限責任台灣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則反映了這幾年在台灣遍地開花的獨立書店與小型出版社浪潮。

長久以來,圖書產業有兩大問題始終未曾解決:外部環境面臨著一般民眾閱讀質量驟減、閱讀人口急速下降的困境;產業內部尚有長年纏鬥,沒有最低只有更低的折扣惡戰。這兩大問題的苦果最終難是由社會整體付出代價,但是最先受影響的卻是分佈在全台各地的小書店。

2014年底成立的友善書業合作社,即是社員們為了克服經營困境,攜手努力的突破性嘗試,目前全台已有將近150家獨立書店成為社員。透過組織合作社,強化更多獨立書店的連結,並以各書店專業選書和社群經營的能力,成為出版人強而有力的後盾,持續推動出版產業的良性競爭,並打破現有圖書經銷區域不均衡的現況,使文創工作者的活力和巧思能真正在市場上發光發亮。

理事長詹正德曾與妻子於淡水經營獨立書店有河BOOK,逾十年的書店雖然於去年(2017年)結束營業,但卻不改詹正德對於台灣獨立書店的期待與努力。詹正德表示,透過將合作社定位為經銷商,不僅透過聯合的力量減低過往獨立書店小量進貨的成本壓力,也定期舉辦如島讀市集或出版刊物《閱讀的島》,促進出版業與書店通路的交流,並展現獨立書店紛雜爛漫的特色與活力。除此之外,不時興辦的各式講座與書展,不僅打開獨立書店的行銷,也因此提供許多對於開設獨立書店感興趣的民眾諮詢,讓一鄉一書店的的夢想走在實踐的路上。

與會民眾進一步的提問則帶出友善書業合作社經營的難題。雖說合作社以個人名義入社,並且設有面試門檻以確保社員除卻低價進書需求以外的活動參與,但實質上還是面臨社員參與度不足的問題。即便旗下涵蓋一百四十餘間書店,且台灣獨立書店成長規模持續以每年個位數的比例成長,但其總營業額仍舊難達出版業全年營業額的千分之二,也因此仍舊難以抵禦網路書店的折扣戰。友善書業合作社的營運仍得仰靠政府微薄的經費補助。 

有限責任台灣友善書業合作社理事長詹正德(攝影/林喬俐)

 

共同「過生活」的想像

作伙共同生活空間位於高雄市交通核心的後火車站,是一棟三層樓共一百八十坪的老建築,把一群各自有相同理念與理想的人聚在一起,不是只有一起工作,而是應該可以一起生活,因此提出了「共同生活空間」這個概念。在這三層樓近二百坪坪的空間中,不僅設有工作與休息的區域,亦有自助式廚房以及咖啡吧台,還有用於娛樂的遊戲室,最酷的是樓頂還設有「有床影院」,一切的設置都讓這裡像是大人的遊樂場一般。

創辦人杜晏汝從自身經驗出發,提及自己的家庭經驗以及太陽花學運如何彰顯世代價值的落差,從這樣的斷裂開始思索,讓她意識到在經濟基礎穩固之後,個人與社會可以如何想像「過生活」的可能與實踐。自由工作者的身份,讓杜晏汝有機會遠離擁擠的人群,投入自然的懷抱。在與工作室夥伴前往野外的踏查的時候,不僅讓杜晏汝體悟到生態平衡與友善環境的重要性,也進一步啟發自由與無為的經營之道。杜晏汝一方面借鏡日本Next Commons Lab經驗,提出地方資源的重新復振如何可能跳脫資本主義重新奪回生活,另一方面也警惕政府補助的不穩定性與自力經營的可貴。歷經三年,作伙共同生活空間總算落實當初創辦人無為而治的構想,不僅支持許多青年圓夢,促成地方社群合作,並且逐漸開枝散葉出國際間的交流。

黃孫權回應,Next Commons Lab正是創新創業模式的著名案例,這樣的創業模式指向新技術發展以及政策法規的不足。當我們開始批評Airbnb和Uber的運作模式,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法規去抵制企業在勞工就業、保險以及資訊安全上的漏洞?我們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平台或者項目可作為選擇?小型合作社因資本不足而欠缺技術固然是個問題,但新技術的發展如何落地又是另一個問題。平台合作主義於焉而生,強調的並非「平台合作社的成立」——更是一方面透過社會駭進(social hacking)對社會制度進行重新編碼,另一方面實際從事程式與技術的駭進(hacking)。正是這樣的精神與想像,所以各地拍腦會不僅邀來立案的合作社單位,想搞co-working、co-liviing、co-common等等的NGO組織與社會企業前來參與,尋找合作運動之路的夥伴,一同想像全新的經濟體系。 

作伙共同生活空間創辦人杜晏汝(攝影/林喬俐)

 

社會設計的都會社區實踐

好伴社計成立於2013年,在臺中舊市區扎根,其前身為好伴駐創,以實現共享經濟的共同工作空間作為主要經營項目;2017年以舊城再造的社會創新搖籃為基礎,開始提供社會設計、社區設計的專案執行及策略研究服務,致力於青年實踐與舊城再生兩大主題,串連社區在地團體。

好伴社計的連真同幾位夥伴皆畢業自國立台灣大學,大學時期共同修習社會學系陳東升老師開設的選修社會經濟組織的創新與設計,也因此開啟了從社會學理論回應社會問題的不同經濟型態思索。早先,以共工作空間作為彼此認識地方的載體,透過閒置空間的再利用,鼓勵地方居民對於在地議題的交流,也提供青年創業的支持溫床;三年過後,好伴轉型為接案型公司,與台中市政府合作,進駐位於豐原的集合式住宅,成立安康好客廳,以社區營造的概念活絡居民彼此之間的連結。

好伴社計成員連真(攝影/林喬俐)

共同工作空間的出現,既反應了都市年輕藝文工作者對於獨立空間以及資源網絡的需求,也展現了獨立的個體如何重新組織以及串連。轉向農村與偏鄉,老化以及就業則成為另一個急需克服的議題。

 

擋拆之後:新世代的日常式鬥爭方法

除了正式立案的合作社,自治共享的原則也往往反映在許多因應議題而起的討論與抗爭組織。

堀仔頭藝術生態村則前身為「反西港外環道路不當開闢自救會」,曁抗爭之後,為喚醒當地對生態環境、人文歷史與藝術文化的重視,遂成立「堀仔頭小森林藝術生態村」,期盼開啟對於地方發展更永續的想像。

2017年六月發起「西港鐵道復興運動」,進行西港糖業鐵道遺跡的挖掘與重現,並活化西港旗站建築物與週邊複雜鐵路系統,使之與人們重新建立連結。同年請教眾多鐵道專家學者,進行糖鐵「南北平行預備線」跨八縣市的文化景觀提報,是台灣文資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系統性文資提報案件。

除此之外,目前固定每個月第三週六、日舉辦「小森林市集」,提倡友善環境的小農市集、手作市集、二手市集,以及各種主題的工作坊、講座、音樂表演、親子活動等,藉此針對西港鐵道開始著手規劃未來的挖掘與維護再利用計畫。

堀仔頭藝術生態村成員林佑鍶(攝影/林喬俐)

堀仔頭藝術生態村的成員林佑鍶前來分享西港的生活經驗,從擋怪手前的爬樹訓練、挖水泥以讓鐵路全線重見天日、日常三餐的生火吹爐、同為拆遷受害者黎明幼稚園園長的情義相挺……到日本舞踏和各式藝文團體熱鬧的工作坊,種種或曲折或精彩的事件如臨眼前。林佑鍶坦承,堀仔頭藝術生態村不若先前分享的單位,既不具有可依循的制度或者明確共同的理念,甚至匱乏經濟基礎,但是透過「合作」,匯聚不同專才,讓保護地方的初衷得以付諸實踐,也因為人群的聚集而產生各式各樣嶄新的可能。

林佑鍶的一席言談引發了黃孫權的感嘅,繼而回憶起過往關廠工人的抗爭。二十年的歷程,衍生出各式各樣新奇的抗爭方法,但抗爭結束,復返日常——同樣的超商,同樣的超市,同樣由資本主義建構起來的世界——顯得幾許落寞。合作社或各種運動之所以能讓我們繼續走下去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每次上街是為了革命後的那個世界,抗爭也好,搞甚麼也好,就是為了革命後的那個世界——可是也許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過革命後的那個世界的生活!也就是說,抗爭本來就應該在乎過上完美生活,可是很多完美生活不用等抗爭結束再做,現在就可以開始幹。堀仔頭藝術生態村彷彿為我們體現了新世代的日常式鬥爭方法。

合作社的部落經驗

深活共構有限公司是位於屏東禮納里部落的工作室。秉持著「為部落服務」的精神,串連原先四散在不同部落的青年,凝聚推廣行銷、旅遊觀光、教育、音樂、藝術創作等不同領域,透過社會設計的概念,致力於解決部落青年就業、老年人傳承的想望、年輕學子文化學習斷層等問題。

專案經理林子雯回溯創業之初,躊躇工作室的登記類型——協會?合作社?抑或是有限公司?部落裡面,眾人議論紛紛。國民黨與部落多年的密切關係,養成了不少寄望公部門補助的協會;然而,繁雜的計劃案撰寫與後續核銷程序,最後往往淪為參與者自掏腰包的窘境。部落裡面也因應勞動、農產、觀光等需求相繼成立合作社,但經營不善,加上合作社盈餘分配的原則,讓社員質疑此路徑獲取效益的可行性。種種扭曲的經驗,致使返鄉或者外地來的年輕人們決定以公司的形式,殺出一條血路。

禮納里部落作為重新結合三個部落的永久屋基地,有相當多等待克服的歷史與文化難題。瑪家、好茶與大社本座落於三個不同鄉鎮,且其中夾帶魯凱族與布農族過往敵對的歷史記憶,空間形式的改變不僅為文化的延續帶來新的挑戰,如何重新形塑新的認同與在地關係也成為部落重建的首要工作。透過農業生產與飲食文化,深活共構成功在部落內的長榮百合國小塑造了鎔鑄三個部落巧思的穀倉,並且透過舉辦田間生活節逐漸打響部落特色與產業發展。一連串的工作坊與課程,不僅重新銜接回年輕世代與老年世代間的語言和文化隔閡,也重新召喚並且培育了失落的中生代。末了,林子雯重申了溝通的重要性,並且強調唯有透過新方法的加入,才得以有機會讓良好的傳統延續,讓部落「共好」。深活共構的經驗凸顯出合作社在不同脈絡底下可能遭遇的挫折,秉持著合作共享的民主參與精神,不同事業體間的靈活轉換,方才有機會打開地方問題的有效回應。 

深活共構有限公司專案經理林子雯(攝影/林喬俐)

 

當社區成為主體

有限責任臺南市後壁區仕安社區合作社座落在台南的北境,只有六百人的聚落裡,卻有著全國近兩倍的老化與扶養壓力。因此,仕安社區為了經濟自主而成立合作社,以公平貿易的方式鼓勵農民轉型栽種無毒的九號米,並採取米豆輪作的方式來讓土地休養。

仕安合作社秉持著 : 「幸福共好,合作共老」的理念,推廣無毒栽種的「仕安米」,致力於友善生產及加工體驗。目前已累積約12公頃的契作面積,並積極開發各項產品。其盈餘百分之二十用以回饋社區,維持社區公益性活動,解決社區弱勢族群等問題。

農忙期間,前來分享的成員是擔任仕安社區合作社粉絲專頁編輯的廖翊均。不過二十歲出頭的大學生,帶著謙卑但自信的神情前來訴說社區的故事。 

有限責任台南市後壁區仕安社區合作社紛絲專頁編輯廖翊均(攝影/林喬俐)

仕安早先的困境,正是千百個台灣農村的具體寫照:醫療資源缺乏、就業機會不足、交通不便、隔代教養……發起人廖育諒先是因為父親生病,需要接送往返就醫,繼而發現村里的共同需求;當選里長後,曾自掏腰包發起社區醫陪車,但卻因此意識到「捐款跟贊助都是一時的,唯有合作共創經濟價值才能永續發展」,因而起心動念成立合作社。但即便深耕地方,合作社的發想仍舊在初期被村民視為玩笑,並未認真以待;走過頭兩年氣候因素帶來的虧損,合作社總算在第三、四年轉虧為盈,持續的社區回饋讓居民增生信心,順利增資,成為如今這般規模的自主經濟體。

除了主婦聯盟購買用作米漢堡原料的仕安米,社區亦在不同耕作期種植大豆、玄米,並且積極研發如:米麩、爆米香等產品;此外,建築師團隊的進駐和每年的大專生洄游計畫亦為農村的環境改造、老屋再生、課業輔導等提供實質幫助,帶動新一波觀光產業的發展。

報告尾聲,廖翊均如此結語:「台灣是以農業開始起家的一個社會,那其實都是大大小小的農村,我們仕安跟大家其實沒有什麼不一樣。但為什麼我們可以這樣多元的發展?是因為我們建立了一個友善的循環,用共勞共享的方式,讓居民跟合作社的關係密不可分。人都會老,我們不想年老的時候因為農村的不便或者只能仰賴子女,所以我們想要營造一個友善各個年齡層的環境。」仕安社區合作社「以社區作為合作社主體」,強化了合作社傳統的地域性特質,不僅回應居民的集體需求,並且進一步打開地方的能動性與多樣性。

尋找災後在地經濟的載體

有限責任高雄市杉林大愛縫紉生產合作社則是關於災難重生的另一個故事。八八風災過後,一群默默辛勤工作的媽媽們自發結合,成立大愛縫紉手作坊,彼此之間相互鼓勵、相互切磋技術。除了補貼家計以外,也為天災後生活的劇變,重新建構一個能夠相互鼓勵支持、找到希望的就業環境。

近年來,杉林大愛縫紉生產合作社成立了杉林布包的品牌,亦積極向外尋求合作單位,招募設計師。這樣的發展趨勢,顯示了原先地方遭遇的困難將會使地方的條件問題化,並且有效地重新結構地方資源,進一步透過與外界的合縱連橫,形成嶄新的動力,達到活化與突圍的目的。

有限責任高雄市杉林大愛縫紉生產合作社專員吳峰智(攝影/林喬俐)

代表大愛縫紉生產合作社前來分享的專員吳峰智,幾乎未曾離開過家鄉,母親身為總幹事的緣故,讓他打從退伍之後便從社區營造做起。在社區大學、非營利機構以及政府專案底下的數年工作經驗,讓他體悟到合作社作為事業體獨立營運的可貴。同為災後重建的永久屋基地,礙於法規限制,沒有辦法規模發展民宿與觀光產業;公私部門帶入的補助,不僅帶來沒能永續的危機意識,也總是伴隨醜陋的規劃紛爭。縫紉代工在台灣,因應快速時尚席捲全球,逐漸沒落;而原先封閉黑暗的代工體系,也未能替婦女爭取友善的勞動條件與合理的薪資。但諸如印花樂等在地設計品牌以及如PINKOI等設計平台的出現,浮現出許多小量設計製造的需求,這也替縫紉生產合作社開展出一條不同的道路。新興的設計品牌因為出貨量少,不符合中國與東南亞工廠的效益,因此苦無門路;注重質量和增加附加價值的操作,讓台灣縫紉代工重燃希望。透過生產制度的建立與公開透明的議價,合作社成功提高婦女勞動的所得;而其彈性的勞動時間,也讓婦女在貼補家用之餘,仍能兼顧家庭生活的種種需求。吳峰智以去年(2017年)得獎的電影《大佛普拉斯》為例,說明人在貧窮的情況沒能去想像生活的可能性,並且對社會議題付出任何思索討論,唯有滿足了基本的溫飽之後,才有可能去談論未來的可能性。唯有建立在對彼此生活需求的認識之上,才有可能開展共同合作經濟。合作社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之下,成為杉林地區災後在地經濟的載體,也期望透過該模式的推廣,帶動鄰近奇美九鄉鎮(茂林、那瑪夏、甲仙、美濃、旗山、杉林、內門)的發展。

 

寧可走得慢,但要走得遠 

諮詢委員陳來紅女士回應一連串關於載體的討論。2016年德國將合作社提報為無形資產,說明合作社的發展在不同國家受到的重視程度;在英國,承接合作社「關懷地區社會」的核心價值,繼之發展出社區營造運動。不論是社區營造或者是合作社運動,倘若皆是朝向「一個可以照顧人的生活品質的更美好追求」,那麼公司、合作社、非營利組織等等皆不過是實踐路上的載具,不應該成為區分——重要的是營私或是營公的路線抉擇。無形的文化資產並不是在乎特定載具的推廣或保存,而是對於經營共同利益的號召,並且相互分享理想與實踐。 

諮詢委員陳來紅(攝影/林喬俐)

從2008年的全球經融風暴以來,歐洲社會相繼產生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反省,繼而引起一連串合作社運動風潮及另類經濟的討論;在台灣,世代差異以及災後重建引發人們對於另一種生活的想像與體現,也讓合作精神和合作社運動推向新一番的面貌。黃孫權以非洲諺語「如果你要走得快,你就一個人走;如果你要走得遠,你就得大家一起來。」總結,說明合作社精神如何有機會抵禦資本主義經濟推力的消耗,並且落實另類生活。透過拍腦會和平台合作主義,我們並不是將西班牙蒙德拉貢合作社(Mondragon Corpoilacion Cooperativa,MCC))或者美國諸多的大型合作社奉為圭臬,而是思索如何透過社間合作創造更多的利益,並且透過新模式的發展讓新技術落地,讓合作社遍地開花,創造更多連結的可能與活力。

數位人文計畫主持人黃孫權(攝影/林喬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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